專訪宋明煒：中國科幻小說是屬于21世紀的文學

《三體漫畫》封面之一，根據小說《三體》中虛構的紅岸基地所繪。蔡勁等改編，作者草祭九日東。（出版方供圖/圖）

2008年夏天，適逢北京奧運會即將開幕，在美國韋爾斯利學院（Wellesley College）任教的宋明煒回中國探親，偶然在一家書店看到小說《三體》，僅僅打開看了幾頁，他就被深深地吸引了。

“怎么會有這么好看的小說！”宋明煒這才想起，早些時候復旦大學學者嚴鋒就向自己推薦過這本書，但由于當時看到的版本不同，開頭就是大篇幅描寫主人公葉文潔在“文革”的遭遇，讓宋明煒誤以為這是一本煽情老套的“傷痕文學”，便沒有看下去。

或許是為了彌補差點錯失經典的遺憾，宋明煒連夜讀完了《三體》第一部，第二天就趕去書店買下剛剛上市的《三體2：黑暗森林》，閱讀的快感讓他仿佛重回少年時代觀看電影《星球大戰》的體驗。

憑借文學研究者的敏銳，宋明煒意識到《三體》絕不是一本簡單的類型小說，它的價值還遠遠沒有被發現，同時也好奇中國是否還有類似的科幻小說與作家。經過一番打聽，宋明煒得知劉慈欣正在寫作第三部，暫時還不可能看到，他只好懷著期待回到美國，將好幾套《三體》的前兩部送給身邊的師友，其中包括他的博士導師王德威。師生倆一致認為這是一本難得的佳作，卻想不到更合適的話語來描述它，也沒預料這本書會在此后的十多年時間里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。

在此之前，宋明煒雖然也創作詩歌和小說，但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國現代文學領域，本科畢業前后，他就寫作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《浮世的悲哀：張愛玲傳》。1995年，23歲的宋明煒保送復旦大學中文系，開始了五年碩博連讀的歲月。后來，在導師陳思和的鼓勵下，他選擇出國進修，遠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，師從學者王德威。2005年，他取得博士學位，進入韋爾斯利學院任教，現任該校東亞系宋美齡講座教授、系主任。

與中國科幻的緣分對宋明煒來說是生命中的偶然，彼時他正在著手將自己的博士論文修改成書《少年中國：青春話語和成長小說》（Young China）。他從梁啟超提出的“少年中國”入手，分析了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少年意象與中國現代性之間的關系，其中也涉及部分晚清的科學小說。

在修改書稿的間隙，宋明煒以放松為目的大量閱讀了中國當代科幻小說，越發意識到這是一個未被開發的寶庫。在他看來，劉慈欣和韓松的創作源頭可以追溯到魯迅，具有很強的文學性和先鋒性，本身是極好的文學作品；另一方面又顛覆了中國傳統的現實主義文學的思維方式。

在宋明煒之前，鮮有人注意到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成就，作家韓松就說：“2010年前，中國科幻就已經有了十年的輝煌，成就了自己的黃金時代，而在科幻迷之外的人們卻鮮有所聞，主流學者們竟也一無所知。”

2012年，宋明煒開始提出“中國科幻新浪潮”這個概念，并出版了同名著作。他成為第一位在英語世界譯介和評價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學者，也是國內第一位在主流學術期刊發表科幻小說研究論文的學者。如今，宋明煒長期致力于發掘和翻譯中國科幻小說，成為這批中國作家“出海”的重要推手。由于對科幻研究的突出成就，他入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2016屆迪爾沃斯學者。

2022年10月，南方周末記者通過視頻對宋明煒進行了兩次采訪，宋明煒談論了自己對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觀察和思考。

宋明煒，1972年生，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，現任美國韋爾斯利學院東亞系宋美齡講座教授、系主任，宋美齡國際學術基金會執行主席，兼任哈佛大學、烏普薩拉大學博士生聯合導師，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，入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2016屆迪爾沃斯學者，其學術領域涉及中國現當代文學、比較文學等。著有中文著作《中國科幻新浪潮》《批評與想象》《浮世的悲哀：張愛玲傳》等七部，以及英文著作《少年中國：青春話語和成長小說》《看的恐懼：中國科幻小說詩學問題》兩部，編選英文版哥倫比亞版中國科幻選集《轉生的巨人》，以及哥倫比亞版中國科幻選集第二集《嵌合體》等。）

為什么科幻小說出現在晚清，消失在民國

南方周末：在王德威主編的《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》中，你的文章《2066火星照耀美國》是全書最后一篇，將這部文學史的結尾放在未來。在這篇文章中，你談到了中國科幻小說在誕生之初與民族主義話語之間的關系，你怎么看這個問題？

宋明煒：其實這個問題是我在寫作《少年中國》的時候所面對的，這是一本探討中國現代文學中成長小說與青春話語關系的著作。因為晚清的科學小說很發達，要談青春的問題必須要寫科學小說，比如《新石頭記》里就出現了“老少年”這個人物形象，正確的說法叫作“理想小說”，其中還寫到未來世界賈寶玉坐潛水艇。

晚清的科學小說開啟了后來的諸多可能性，可謂五花八門。我覺得我做這部分研究是受到王德威老師的《被壓抑的現代性》的影響，他在這本書里提到一位很重要的科學家斯蒂芬·杰·古爾德（Stephen Jay Gould），后者是我青少年時代非常喜歡的一位科學家，他的研究讓我們認識到生物的多樣性和演化不是一個線性關系，在生物進化中多樣性往往是被壓抑的。由此受到啟發，王德威老師提出了晚清的現代性可能也是多樣的，但是這些豐富的現代性或許并沒有發展成后來所說的現代文學主流。

其實，早期的民族主義并非一個負面的詞語，它是一個具有建構性的詞語。因為古代的中國是沒有民族主義的，在帝王時代天下都是皇帝的，何來民族主義。當中國漸漸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之后，也是開始構建民族的過程，說明我們已經意識到自己是世界上的民族之一。

我認為晚清科幻的民族主義盡管與梁啟超寫作《新中國未來記》《少年中國說》等有關，但放眼全世界，整個19世紀都是一個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。所以這些早期的科幻小說，當時還叫科學小說，是和民族主義并生的，這種思潮造成了一種后來不太常見，但當時的中國科幻特別常寫的情形——中國獨大。這是一種用科幻小說來倒寫現實的案例，因為當時的現實其實是西方侵略中國，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殖民中國，但科幻小說卻反過來寫，要寫中國怎么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，這是一種對中國的烏托邦愿景，反映了當時中國人的一種訴求。

在那樣的環境中，可以說科幻小說對于帝制結束而言是一種革命性的力量，與當時的文學革命、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是一體的。當然，我們以歷史的“后見之明”來說，可以說這里面存在一些問題，比如會造成一種烏托邦主義，讓理想和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