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訪梅謙立：在亞里士多德與孔子之間

費利斯·比托攝于1860年代的中國，現藏于蓋蒂博物館。（資料圖/圖）

紀錄片《海上來客》里，法國人梅謙立翻開一本《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：中國回憶錄》，尋找第一艘訪華的法國船只“安菲特利特號”的蛛絲馬跡。通過書信的記載，梅謙立知道，在1698年，這艘大型三桅木帆船從法國西南部港口拉羅謝爾啟航，在廣州的天字碼頭，受到了廣東官員前所未有的隆重接待。

梅謙立已經在廣州生活了16年，他是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，也是西學東漸文獻館副館長、廣州與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執行主任。梅謙立認為自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歐洲漢學家，因為他們以中國為研究對象，而“中國是我的環境和氛圍”。或者說，相比那些生活在歐洲的漢學家，梅謙立已經是半個中國人，多年以前，他就拿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。利瑪竇是他追隨的先哲，也是他重要的研究對象。他以21世紀的方式，拿到了利瑪竇的“中國綠卡”。

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寫過一本《利瑪竇的記憶宮殿》，書中記載了利瑪竇在北京被中國式飯局文化所累的細節“：很快他就陷入無休無止的宴請當中，經常一天內就有三四回。到此時，尋求旁人的接受已不是問題……這位耶穌會士出入此類場合‘，縱情吃喝’，無須過多懷疑，無休止的社交活動對利瑪竇造成了極大損害。”

但梅謙立很享受廣州的早茶，與學生和同事邊吃點心邊聊天，是一大樂事。不過，在更正式的飯局上，同席的人如果一直把話題聚焦在聊酒、勸酒上，則會讓他感到無聊。梅謙立生于波爾多，無疑，這讓他承擔了談論紅酒的過多義務。

2019年，梅謙立出版了中文專著《從邂逅到認識：孔子與亞里士多德相遇在明清》。2021年，他參與主編的四卷本《中國哲學家孔夫子》面世，這是17世紀奠基性的漢學著作首次加以注釋譯回中文。西方傳教士柏應理等人把《四書》中除《孟子》以外的三部儒家經典《大學》《中庸》《論語》翻譯成拉丁文，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，成為當時歐洲介紹孔子及其著述最完備的書籍，萊布尼茨、伏爾泰、孟德斯鳩等啟蒙思想家得以從中認識中國和中國哲學、歷史，也從中尋找到新的政治啟示、新的宗教和倫理道德觀，一場持續三百多年的對話由此展開。

梅謙立（Thierry Meynard），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，博士生導師，西學東漸文獻副館長，廣州與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執行主任、國際儒聯理事會理事、北京中國學中心董事、澳門利氏學社會員、華裔學志顧問委員。主要研究中西思想交流。專著有《從邂逅到認識：孔子與亞里士多德相遇在明清》（2019）、《耶穌會對孔子的閱讀》（TheJesuit Readingof Confucius，2015），主編《中國哲學家孔夫子》（四卷，2021）。

廣東人首先學習新知識，使其變成中國文化的一部分

南方周末：在利瑪竇造訪中國的過程中，澳門是重要的入口和驛站。如何評價澳門在中西文化互動中的地位？

梅謙立：澳門的角色當然非常重要。在中學西傳方面，傳教士在中國寫了很多的書信、報告和著作，都是經過澳門送回歐洲。那個時候的國際語言是葡萄牙文，現在我們比較習慣用英文作為國際語言，可是在16世紀，外國人在亞洲溝通，不論是商人、軍人、傳教士，都使用葡萄牙文。澳門是一個很重要的基地，這些書信用葡萄牙文書寫，然后搭乘葡萄牙的船只到里斯本，送到歐洲各個地方，特別是羅馬。

再看西學東漸，澳門有一個耶穌會士叫金尼閣（Trigault），1619年從歐洲返回中國，帶來一個龐大的圖書館，包含幾千冊書，都是歐洲出版的有關科學、數學、醫學、哲學、神學等的著作。這些書1619年到達澳門后，也從澳門傳到中國的北京、南京、杭州等耶穌會士駐地。所以，可以看到，無論是中學西傳，還是西學東漸，澳門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樞紐。

還可以把澳門放在東亞、東南亞的框架里，因為那時候的澳門作為樞紐，不僅僅連接起中國跟歐洲，也跟日本、菲律賓、越南等地有很重要的交流。特別是在日本的耶穌會遭遇破壞之后，耶穌會在東亞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澳門。另外一方面，澳門不光跟葡萄牙，也跟印度果阿、非洲莫桑比克和安哥拉、南美的巴西形成了另外一個葡萄牙帝國的網絡。

南方周末：中山大學歷史系的劉志偉教授說，中國的近代如果從葡萄牙人在澳門活動算起，長達五百年。晚明，西方傳教士從澳門進入中國；清代，澳門的歐洲商旅聚落的存在，促成了一口通商的“廣州體系”；當代，在港澳帶動下，珠三角成為改革開放的一線。澳門這一大航海時代偶然形成的小小“櫥窗”和“玄關”，極大改變了廣東的歷史走向。是否可以說，